郭川的“格局”和郭敬明的“蜗居”
壮丽的人生总是浓墨重彩，
还有那样一种人生格局。
尽管大家都盼望着郭川能上演一出当代鲁滨逊式的传奇，其实谁都知道那个美好的希望太渺茫。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论郭川是劫后余生还是魂归大海，他的人生都已经活成了壮举。
壮丽的人生总是浓墨重彩，虽然大众的人生通常都是平淡的、苍白的，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绑架”大多数人去尝试郭川那样的活法，但世间存在英雄的意义就体现在：告诉我们还可以有那样一种精神的力量和人生的格局。
翻开郭川的生平履历，他的教育背景完全可以保障他沿着成为科技精英或企业高管的人生轨迹平稳地运行下去。可他偏偏选择了充满挑战与冒险的航海，不断刷新着一项又一项突破人类极限的纪录。很多人不理解他的选择，这并不奇怪，毕竟“追求卓越”是一种精神范畴的奢侈品，注定只专属于极少数人。
郭川的价值在于，当芸芸众生沉湎于对“已知”进行享乐性消费的时候，他却在勇敢地挑战“未知”。吾辈俗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不奢望能选择像他那样的生活态度，但至少应该对他的选择致以敬意。
所以当我看到郭川遇险后有很多评论对他发出诸如“对家庭不负责任”之类的指责时，实在感到震惊，为了立论不走寻常路，也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了！
按照这样的逻辑，世界各国的精英航天员们都是“对家庭不负责任”的，还有第一次试飞的莱特兄弟和众多的探险家们，还有《星际穿越》里告别女儿的父亲和《火星救援》中马特·达蒙饰演的那个角色，他们所冒的风险比郭川更大。
就像景海鹏他们那样，为了一项有价值的事业，不惜以身犯险，依然勇于出发，这正是人类能够不断取得进步的原因，也是人类有别于只有求生本能而无牺牲精神的低等动物的关键品质。
今天，走在新长征路上的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中国，不仅需要“顽强拼搏”为内容的“女排精神”，更需要的是以“勇于挑战”为内容的“郭川精神”。郭川的壮举，让我想起了三十年前，时年已过七十的美国总统里根，在“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后发表讲话时那一番慷慨陈词：“如果明天就进行下一次发射，我就是下一个升空的人”。
文艺作品无疑是一个时代人们精神面貌的镜子，中国拍不出好莱坞式英雄主义的主旋律大片，就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缺少也不推崇像郭川这样勇于向未知挑战的英雄。反而倒是沉醉在郭敬明所营造的宝马香车、豪宅美女、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幻象里的唯“物”主义娘炮、腐女比比皆是。
人都不能免俗，不航海的时候，郭川也可能是一个营造舒适安宁幸福生活的人，但他的精神格局却致远于海天之间。反观郭敬明笔下那些住着金碧辉煌的豪宅、挎着美轮美奂包包的富家子弟，斤斤计较、无病呻吟地撕扯那些洒狗血的情感纠葛，还不是相当于把自己的灵魂囚禁于逼仄的蜗居里。
为什么那句“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可以成为传诵的金句，就是因为：人，还是要有一点儿精神的。即使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走不出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世俗生活，但至少心底要保留一点儿不甘，要知道还有更弥足珍贵的精神生活。
勇于不断开启新征程的人，都有一颗不老的心。《三国演义》里的刘备都知道保持对享受安逸的警惕，一旦发现“髀肉复生”就自我反省。当代人却常常不自知地陷入精神上的“髀肉复生”而不能自拔。
文艺创作者不能创造生活，但他们在反映生活。同时在这种对生活的反映中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所以一定要保持谨慎的态度。如果能写出郭川这种精神格局，也许作品就能达到或接近《老人与海》的境界，反之如果只能困在郭敬明式的精神蜗居里，那只能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小时代》。
郭川船长，你快回来！
历任《北京青年报》记者、编辑、文化部主任
编辑：倪塑